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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詞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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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昌林律師
         1317641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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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先三律師案辯護詞B:依法代理 何罪之有(實體之辯)

      濟南刑事律師網摘】 關鍵詞:無罪辯護,事實根據
        第一部分【程序辯護】基本意見:本案程序嚴重違法,應當發回重審
        一、公訴人王云徽與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關系,應當回避而沒有回避
        二、一審法院“相關負責人”在偵查階段就被合肥市公安局邀請參與案件討論,與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聯合辦案”,“就邵柏春、呂先三等人涉嫌詐騙犯罪初步達成共識”,應回避本案審理及討論,但該等“相關負責人”并未回避,違反回避制度規定
        三、一審合議庭對于應當調取的證據不調取,甚至隱匿本案重要證據,未向辯護人、被告人開示,已經嚴重剝奪被告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依法應當發回重審
        四、一審判決采納未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剝奪了被告人辯護權,更有違公開審判原則,依法應當發回重審
        五、應當出庭的證人、被害人沒有出庭,侵犯了被害人及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也影響了案件的公正審判
        六、依法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未予排除
       ?。ㄒ唬┧^的被害人李光建一直表示自己沒有被騙,也不認識呂先三,卻但被辦案人員作為“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并以關押追訴相威脅、不用還債相引誘,迫使其作出的指證呂先三的陳述;李光建的陳述顯然屬于非法證據,應當啟動排非程序,予以排除
       ?。ǘ┥郯卮恨q解以及邵柏春接受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證實,邵柏春先在合肥市公安局遭遇了殘酷的刑訊逼供,后又在看守所的非訊問場所遭到辦案人員刑訊逼供而被迫作出的指證呂先三并自污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ㄈ┬炀S琴的訊問筆錄中對呂先三的指證前后反復,與多份書證矛盾,而其當庭也辯稱呂先三未指使作偽證。在卷錄音錄像也證明徐維琴存在被非法取證的合理懷疑
       ?。ㄋ模┟啡?、徐維艮、王仁芳均是指證呂先三、邵柏春等人后旋即取保,當時被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梅泉、徐維艮、王仁芳對呂先三及邵柏春、徐維琴的指證,不能排除系被辦案人員以關押相威脅,以取保相引誘,脅迫作供的合理懷疑,也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七、在偵查機關對呂先三以涉嫌詐騙罪移送審查起訴時,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批捕,后經合肥市公安局申請復議、復核,仍然維持對呂先三不予批捕決定的檢察機關,在事實和證據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以組織、領導、參與黑社會組織罪、詐騙罪對呂先三提起公訴,以及一審法院判決呂先三有罪,明顯是公安機關和有關領導違法施壓、妨害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妨害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結果
        第二部分  【實體辯護】基本意見:一審判決認定呂先三犯詐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對事實和證據的認定均未排除合理懷疑,判決存在明顯錯誤
        一、徐維琴、邵柏春等人在與李光建的借貸關系中不構成詐騙罪
       ?。ㄒ唬┬炀S琴、邵柏春夫婦向李光建借款,就是為了追求雙方約定的利息,沒有違背李光建的意志占有其財物,主觀上不存在“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而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
       ?。ǘ┬炀S琴、邵柏春夫婦客觀上并未實施任何詐騙李光建的行為,李光建也不存在被詐騙的事實,一審判決認定的5大“詐騙行為”均不成立
        1.從借款到還款,李光建一直明知并認可月利8分,不存在“借款時約定低利息、還款時要求高利息、肆意認定所還款項為利息”
        2.邵柏春夫婦“先是讓借款人向其指定的非出借人賬戶還款,后又認定向其他人賬戶轉款與其借款無關”,事出有因,并非為了詐騙,而是為了維護與李光建之間真實意思之下的借貸合同利益
        3.李光建對于借款數額、利息、已還數額、未還數額一直都有清晰的認識,并未陷于“錯誤認識”簽訂借條和還款合同。
       ?。?)一審法院對“應付利息”的認定,有違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
       ?。?)邵柏春、徐維琴并沒有“誘使、逼迫”李光建,親自算賬的李光建也沒有陷入任何錯誤認識
        4.徐維琴、邵柏春“通過制造虛假的銀行流水,直接以他人名義虛列債務,或欺騙借款人稱部分借款系他人債務”,與李光建簽署欠條并無因果關系,也不會增加李光建債務
        5.徐維琴邵柏春夫婦不存在“隱瞞借款人已經全部或部分還款的事實,進而提起訴訟,騙取審判的支持”的問題,而且“審判的支持”并未使用徐維琴、邵柏春夫婦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財物!
        二、呂先三不構成徐維琴、邵柏春等詐騙罪犯罪的共犯。
       ?。ㄒ唬﹨蜗热硐嚓P案件,是依法代理,正常收費,正當執業,而不是幫助實施犯罪
       ?。ǘ﹨蜗热蓭熢诖戆讣^程中發表的意見受法律保護,一審判決以“呂先三在代理案件過程中發表了不實意見”對其追責,違背了律師法的規定,也有悖常人理性
       ?。ㄈ┮粚徟袥Q認定“呂先三對李光建向邵柏春借款共計1600萬元,實際已還款3000余萬元即本息全部清償甚至超額償還的事實明知”,證據不足
       ?。ㄋ模┮粚徟袥Q關于“呂先三對李光建向徐維琴、梅泉、徐立霞、徐維艮、竇昌明等人轉款,即是向邵柏春還款的事實明知,且明知李光建和王仁芳、梅泉、徐立霞、徐維艮和竇昌明之間無債權債務關系”的認定,同樣證據不足,且違背情理。
        1.“呂先三對李光建向徐維琴、梅泉、徐立霞、徐維艮、竇昌明等人轉款,即是向邵柏春還款的事實明知,且明知李光建和王仁芳、梅泉、徐立霞、徐維艮和竇昌明之間無債權債務關系”完全不符合情理
        2.邵柏春指證呂先三“對李光建向徐維琴、梅泉、徐立霞、徐維艮、竇昌明等人轉款,即是向邵柏春還款的事實明知,且明知李光建和王仁芳、梅泉、徐立霞、徐維艮和竇昌明之間無債權債務關系”的供述,不具有合法性,且也不可信
        3.“李光建和王仁芳、梅泉、徐立霞、徐維艮和竇昌明之間無債權債務關系”,并不意味著李光建與王仁芳、梅泉、徐立霞、徐維艮和竇昌明等人形式上的債權債務關系中所體現李光建的債務,是虛假的,并將導致李光建被詐騙
        4.有關證人和當事人在相關民事訴訟中出具的證言和陳述,證實:呂先三既不明知李光建向徐維琴、梅泉、徐立霞、徐維艮、竇昌明等人轉款,即是向邵柏春還款,也不明知李光建和王仁芳、梅泉、徐立霞、徐維艮和竇昌明之間無債權債務關系
       ?。ㄎ澹┮粚徟袥Q關于“呂先三在代理案件中提議并指導邵柏春徐維琴制造了相關證據,并交代當事人在法庭中要做虛假陳述”的認定,同樣證據不足
        1.一審判決列述 “被害人李光建報案材料及陳述”對呂先三的指證是虛假的。
        2.廣齊公司根本不是適格的被害人,且“廣齊公司報案材料”只提到呂先三代理王仁芳的案件,根本證明不了呂先三涉嫌犯罪。
        3.指證呂先三的被告人徐維琴、邵柏春、梅泉等被告人的供述及徐維艮等證人的所謂證言,不具有合法性,且不能相互印證,不具有真實性,對呂先三的指證是虛假的!
        第三部分  【本案警示】一個刑事案件廢掉幾十個生效民事裁判,讓民事司法情何以堪?!警惕民間借貸糾紛債務人借打擊“套路貸”犯罪逃廢債務的“套路”!
        一、經濟糾紛當事人利用公安司法機關,借打擊“套路貸”犯罪逃廢債務,或成“套路”
       ?。ㄒ唬┎⒎潜缓θ说膹V齊公司李光奇及李勁明為何以“李光建”名義信訪、舉報邵柏春、徐維琴
       ?。ǘ┰趶V齊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的多起民間借貸中,廣齊公司不僅舉報徐維琴等人涉嫌詐騙,還舉報李光建及多位貸款人涉嫌詐騙免除連帶賠償責任,是值得警惕的另一種“套路”
       ?。ㄈ┚韫菜痉C關在打擊“套路貸”犯罪中的角色錯位
        二、警惕刑事司法僭越民事生效裁判,以刑廢民,損害司法的權威性與公信力
       ?。ㄒ唬﹨蜗热感淌虏门袕U掉幾十個生效民事裁判,是否有正當性與合理性
       ?。ǘ┚枰孕虖U民,損害司法的權威性與公信力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本人周澤,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律師,系呂先三被控詐騙罪一案(二審)上訴人呂先三的二審辯護人。
        本辯護人認為:呂先三不構成犯罪!一審判決呂先三犯詐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本案一審審判程序嚴重違法。二審應改判呂先三無罪,或將案件發回重審,否則將產生惡劣影響和嚴重后果!
        具體辯護意見詳述如下:
        第一部分【程序辯護】
        基本意見:本案程序嚴重違法,應當發回重審
        一、公訴人王云徽與本案被告人存在利害關系,應當回避而沒有回避
        本案的第一被告人徐維琴在其上訴狀中寫到,“上訴人與一審公訴人王云徽檢察官存在經濟糾紛、個人恩怨。上訴人與王云徽相識是通過王云徽岳母王寅環(因詐騙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已被判刑),三人經常在一起吃飯。王寅環和王云徽分別向上訴人借過100萬、20萬,因此事上訴人將王寅環訴至法院,期間也兩次前往王云徽工作的檢察院索要欠款,但王云徽至今未歸還。王云徽在淮北提審上訴人期間,曾揚言:你終于落到我手上了,我讓你死在看守所。期間還多有諷刺挖苦。當時一起提審的還有檢察院另一位工作人員,調出當時的提審同步錄像,王云徽什么表現,一看便知??梢?,因向其索要欠款的事情,其內心是非常憎恨上訴人的。公訴本案,他完全是在公報私‘仇’?!?/div>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關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回避:……(二)本人或者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的規定,本案公訴人王云徽顯屬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也有權要求其回避的情形。
        讓人遺憾的是,一審庭審中,徐維琴、呂先三及辯護人也均提出公訴人及其岳母與第一被告徐維琴存在上述借貸糾紛和個人恩怨,申請公訴人王云徽回避。但公訴人王云徽不僅未自行回避,在當事人提出回避申請的情況下,合肥市檢察院檢察長也未決定讓該公訴人回避!
        公訴人王云徽應回避而不回避,是違法的。而且,王云徽對本案的公訴,已實質性導致了本案的不公正審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關于“ 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二)違反回避制度的:……”的規定,本案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二、一審法院“相關負責人”在偵查階段就被合肥市公安局邀請參與案件討論,與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聯合辦案”,“就邵柏春、呂先三等人涉嫌詐騙犯罪初步達成共識”,應回避本案審理及討論,但該等“相關負責人”并未回避,違反回避制度規定
        在合肥市公安局向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提請復核意見書》記載:“我局考慮到法律適用、證據規格等方面的問題,多次與市檢察院公訴、偵查部門會商,并邀請市檢察院、市中院等相關部門負責人赴上海市公安局學習打擊套路貸犯罪的成功經驗,與會人員就邵柏春、呂先三等人涉嫌詐騙犯罪初步達成共識?!保ň?,p167)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23條規定:“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職責審判案件,不得參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聯合辦案?!焙戏适兄性哼`背該條規定,在偵查階段就與公檢聯合辦案,并達成了呂先三構成詐騙的共識,已然不能獨立、公正地審理本案,屬于《刑事訴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的“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這一審判人員“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回避”的情形。
        合肥市中院不僅沒有整體回避,反而由多位負責人組成的審委會作出了呂先三有罪的判定。這一違反回避制度的行為已然對呂先三等多位被告的訴訟權利造成侵害。故,二審法院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關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二)違反回避制度的……”的規定,裁定撤銷一審判決,并將本案指定合肥市中級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進行審理。
        三、一審合議庭對于應當調取的證據不調取,甚至隱匿本案重要證據,未向辯護人、被告人開示,已經嚴重剝奪被告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依法應當發回重審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0月9日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24條規定,“切實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辯護權利。辯護人申請調取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應當準許?!?/div>
        本辯護人向呂先三的一審辯護人了解得知,一審期間,呂先三的辯護人申請調取本案的全部錄音錄像,并申請排除李光建、呂先三等全部被告人的供述,但一審法庭只向呂先三的一審辯護人提供了呂先三的兩次訊問錄音錄像,以及邵柏春2018年4月11日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和徐維琴2018年3月9日的同步錄音錄像。一審法院稱只有這4次錄音錄像。
        但二審辯護人閱卷發現,在卷的錄音錄像遠遠多于一審辯護人拿到的訊問錄音錄像!而被告人大量的訊問筆錄仍然沒有對應的訊問錄音錄像附卷。二審新增的這些同步錄音錄像,恰恰是證明呂先三無罪的證據,以及邵柏春等多位被告遭到刑訊逼供、威脅引誘的證據!
        其中,本案的被害人李光建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的審訊錄音錄像顯示,被害人李光建竟然是被作為詐騙罪的犯罪嫌疑人戴上手銬腳鏈,固定在審訊椅上接受審訊的!其在錄音錄像中多次表示沒有受騙,沒有受害,更沒有報案,甚至連呂先三都不認識,但辦案人員卻一直以隨時可以關押其為由多次威脅,要求其承認“被騙”!證實呂先三無罪及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李光建審訊錄音錄像,顯然被一審法院隱匿了!
        指證呂先三的被告人邵柏春,1月31日至2月1日訊問錄像也顯示其遭到威脅、疲勞審訊,還被錢曉星警官幾十次按壓手銬,反復折磨,致其慘叫連連。期間,因受到過錢曉星警官以上廁所毆打相威脅,其數十個小時不敢上廁所。4個警察一度曾對其強拉硬拽,試圖帶其上廁所毆打,在其竭力抗拒下,警察才罷手。4月10日的訊問錄像顯示,邵柏春被帶到一個并非看守所訊問室的辦公室,進行非法訊問,該次“訊問”沒有完整地對訊問過程進行錄像,從碎片化的錄像看,邵柏春9點47分尚不認罪,結果11點22就一邊核對認罪筆錄,一邊自稱這是在“害人”!—— 證實呂先三無罪及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邵柏春訊問錄音錄像,顯然被一審法院隱匿了!
        第一被告人徐維琴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訊問錄像顯示,其陳述與李光建基本一致,多次否認呂先三有犯罪行為,但辦案人員卻不停地以關押其親屬相威脅,以取保相引誘,要求其指證“狗頭軍師”呂先三,甚至還違法帶其與邵柏春見面,進行串供!——證實呂先三無罪及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徐維琴訊問錄音錄像,同樣被一審法院隱匿!
        對呂先三進行指證的梅泉,被列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骨干分子,是除了組織、領導者徐維琴、邵柏春之外最重要的犯罪組織成員,也是2018年1月31日到案的,在卷也有其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的訊問筆錄,但卻并無與訊問筆錄對應的同步錄音錄像附卷。而讓人不解的是,梅泉卻在先否認犯罪,后認罪,并對邵柏春、徐維琴、呂先三等人進行指證后,于2月1日被取保候審。鑒于本辯護人目前看到的邵柏春訊問錄像已證實,偵查人員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對邵柏春的審訊中,對不認罪的邵柏春進行殘酷的刑訊逼供,最終迫使邵配合作供,本辯護人有理由懷疑,先否認犯罪后認罪并指證他人的梅泉,也存在被刑訊逼供并以取保候審引誘作供的合理懷疑,而據呂先三家屬稱,梅泉妻子曾向其反映梅泉被吊打的情況,故應調取其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的訊問錄像進行核查,才能排除梅泉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被刑訊逼供的合理懷疑。另據沒有完整錄音錄像的梅泉2018年2月12日與3月27日訊問錄音錄像片段顯示,梅泉在該兩次訊問中,多次表示“記不清”,而辦案人員卻時不時以關押相威脅、戳頭,甚至因為其回答不如意而對其罰站!尤其是3月27日的“訊問”,審訊中都沒有打字音,梅泉在錄音錄像中多次所稱的“記不清”也被篡改或未記錄?!C實呂先三無罪及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梅泉審訊錄音錄像,顯然也被一審法院隱匿了!
        指證呂先三的王仁芳、徐維艮、竇昌明等人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的訊問錄音錄像,不知是檢察機關未移送一審法院,還是檢察機關已移送一審法院而一審法院未提供給辯護人。但從二審卷中看到的多份一審辯護人未看到過的訊問錄像顯示,偵查人員對這些犯罪嫌疑人存在明顯的威脅、引誘等逼供、誘供行為。有的在錄音錄像中多次表示不確定、記不清,根本就沒有指證呂先三!——這些證實呂先三無罪及辦案人員非法取證的錄像錄像,顯然也被一審法院隱匿了!
        這些關鍵證據,已經足以證明李光建沒有被騙,指證呂先三的被害人和被告人的筆錄是在非法取證下獲得的,一審判決根本就不成立。一審法院隱匿這些關鍵的無罪證據,是否就是如合肥市公安局所言,將呂先三“搞到位”?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4款關于“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的規定,一審法院隱匿對被告人有利證據的行為,不僅僅是剝奪被告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對被告人進行不公正審判,有關人員還涉嫌濫用職權犯罪!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項關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規定,本案依法應當發回重審。
        此外,一審庭審中,呂先三的辯護人還申請調取2012年-2016年相關基層法院、中級法院審理的總共十起案件的庭審錄像,原因在于相關錄像能直接證明呂先三是否明知邵柏春與李光建的債權債務關系及呂先三代理案件的全部情況,包含證明呂先三無罪的證據。但一審法院在庭前會議中卻表示“本院認為與本案無關聯,不予支持”。后在庭審中又改稱“庭審后,如辯護人申請確有必要,再決定調取”。在呂先三提出其代理案件庭審記錄不完善、李光建自己多次承認還款合同是真實的、葛德生也發表與其一樣的代理意見,等等情況之下,調取呂先三代理案件庭審的錄音錄像,無疑有助于還原事實真相。但一審法院先認為無關,后又稱在庭審后再決定,最終也沒有做出任何決定,對應調取的無罪證據不予調取,也明顯存在重大程序不公。
        四、一審判決采納未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剝奪了被告人辯護權,更有違公開審判原則,依法應當發回重審
        辯護人注意到,一審判決在認定徐維琴、邵柏春、呂先三詐騙李光建的這一“犯罪事實”,所采納的安徽東方司法鑒定所皖東司鑒字(2018)046號《司法鑒定意見》、邵柏春2018年4月11日供述、王仁芳2018年8月13日9時40分至11時10分的訊問筆錄、徐維艮2018年2月23日詢問筆錄,等等多份證據,都未經庭審舉證質證!
        其中,庭審中沒有出示的安徽東方司法鑒定所皖東司鑒字(2018)046號《司法鑒定意見》,不僅在一審判決涉及詐騙李光建的“犯罪事實”認定中被采納,在李林琳被詐騙一節(判決書p62)、王正國被詐騙一節(判決書p68)、李明青被詐騙(判決書p72)、唐志春被詐騙(判決書p90)、許春林被詐騙(判決書p91)、王宗元被詐騙(判決書p94)均有該份證據!
        雖然邵柏春、徐維艮、王仁芳的言辭證據并沒有具名采納的哪日筆錄,但一審判決采納的邵柏春筆錄中所述的2000萬還款合同告知呂先三一事,從未在公訴人舉示的4月10日的筆錄中出現,僅在未出示的4月11日的筆錄中存在;一審判決引用的徐維艮證言的大部分,是未曾舉示的2018年2月23日證言內容,幾乎一模一樣,而一審公訴人舉示的唯一一份2018年1月31日證言中,徐維艮根本就沒有指證呂先三;同樣,一審判決所采納的王仁芳供述中稱呂先三“看起來特別精明”,“ 徐維琴特別相信他,他講什么徐維琴就怎么做”等供述,并非公訴人舉示的王仁芳2018年2月12日的筆錄,而是王仁芳2018年8月13日9時40分至11時10分的筆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八條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狈ㄍフ{查是公開審判的重要部分,若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質證就成為定案根據,無異于以秘密證據給被告人定罪,違背了審判公開的要求。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審判決采納7份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顯然屬于上述情形,二審法院應依法發回重審。
        五、應當出庭的證人、被害人沒有出庭,侵犯了被害人及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也影響了案件的公正審判
        一審庭審時,呂先三及辯護人對指證呂先三教其說假話的徐維艮、與呂先三共同代理了多起案件的葛德生的證人證言存在異議并申請兩位關鍵證人出庭,還申請了陳述前后存在重大矛盾的被害人李光建出庭。
        徐維艮、葛德生、李光建的證言系證明呂先三是否有詐騙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關鍵證據,尤其是被害人李光建的陳述是認定構成詐騙必不可少的證據,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且包括呂先三在內的多位被告人對三人的證言均存在異議,三人的證言也均不同程度上存在前后矛盾、與書證矛盾的情況。尤其是被害人李光建從不承認受騙到承認受騙,從不認識呂先三到指證呂先三,存在被辦案人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以關押相威脅迫使其作偽證的合理懷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2016年11月10日聯合發布的《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第12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第14條也規定,“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應當通知證人出庭作證”;《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程(試行)》第十三條則明確規定,“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有異議,申請證人、被害人出庭,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應當通知證人、被害人出庭”。
        根據前述規定,一審辯護人申請法庭通知出庭作證的有關證人,無疑都是應當出庭的關鍵證人。但一審合議庭卻以“在卷有言辭證據,合議庭認為不需要再出庭作證”為由,直接駁回了辯護人的申請。這顯然違反了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剝奪了呂先三等人的訴訟權利,導致案件事實未能查清,直接影響了本案的公正審判。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建系本案的“被害人”,在訴訟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其具有發問、接受詢問、質證的權利和義務。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三款,被害人屬于刑事訴訟的當事人,開庭時必須傳喚到庭,但一審拒絕通知李光建出庭,不僅侵害了李光建作為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更剝奪了被告人呂先三等人與李光建對質的權利,已經嚴重影響公正審判。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關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的規定,基于關鍵證人、被害人李光建未到庭的事實,本案也應發回重審,查明李光建究竟有無被騙。
        六、依法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未予排除
        邵柏春接受起訴書送達時就反映自己遭受打頭、踩腳、刑訊逼供,申請了排除非法證據(一審卷1,p36),一審法庭卻根本不予理會。一審庭審中,呂先三及辯護人申請排除同案全部被告人的供述。一審法庭認為,呂先三未作有罪供述且未對筆錄提出異議,對其筆錄不進行排除;至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法院則以“本案偵查過程中,對被告人的訊問有錄音錄像,各被告人對此均未提出異議,其他辯護人亦未提出相關申請”,駁回了呂先三辯護人的排非申請??墒聦嵤?,邵柏春明明接受起訴書送達時就反映遭到刑訊逼供并申請排非,而且在卷的邵柏春訊問錄音錄像證實邵柏春確實遭受了刑訊逼供!
        被告人和辯護人有權申請排除的非法證據,不僅包括被告人自己的供述,還包括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物證、書證等證據!一審法院以其他被告人并未提出異議、其他辯護人并未提出申請為由駁回呂先三的辯護人對排除同案其他被告供述的全部申請,是毫無法律依據的!
        呂先三的一審辯護人申請調取同案被告人的訊問錄音錄像,法庭也未予理會。但二審辯護人閱卷發現,一審法院提供給一審辯護人的錄音錄像與二審在卷的錄音錄像并不一致!二審在卷的大量錄音錄像,證實了多位被告人被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指供誘供的事實。
       ?。ㄒ唬┧^的被害人李光建一直表示自己沒有被騙,也不認識呂先三,卻但被辦案人員作為“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并以關押追訴相威脅、不用還債相引誘,迫使其作出的指證呂先三的陳述;李光建的陳述顯然屬于非法證據,應當啟動排非程序,予以排除
        本案所謂的“被害人” 李光建,是從2018年1月31日的詢問筆錄中指證邵柏春夫婦詐騙,后在3月22日詢問筆錄開始指證呂先三參與詐騙。
        如前所述,呂先三一審辯護人曾申請調取李光建全部錄音錄像,但一審法院卻隱匿該證據。而二審辯護人閱卷發現,在李光建1月31日至2月1日的審訊錄像中顯示,所謂的被害人李光建被辦案人員作為詐騙罪的犯罪嫌疑人拷上手銬、固定在審訊椅上審訊了幾十個小時。期間李光建多次穩定陳述自己自愿借錢、明知高利息且自愿還錢、2013年3月親自算賬并簽署還款合同及借條、2013年12月自愿簽署2個說明的來龍去脈,甚至還多次向辦案人員舉例借款的算法以證實自己沒有被騙,也沒有騙廣齊公司。其稱自己也沒有報案,并近百次否認邵柏春對自己進行詐騙。但辦案人員卻多次稱已經對李光建進行體檢,不考慮清楚可以立馬關押、增加罪名進行威脅,如承認被騙則可以收回財產,不承擔責任而是“邵來承擔責任”,迫使李光建承認自己“被害”,才從犯罪嫌疑人轉化為“被害人”。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當日錄像中辦案人員多次誘騙其指證呂先三,馬警官還直接稱“(21:07:54)這些訴訟里面每次的代理律師是誰?是這個叫呂先三的,所有的律師都是這一個律師?!隳媒o他看一下,都是在一個固定的律師?!崩罟饨鞔_表示“這個人我不認識”,馬警官則繼續誘騙“你是不認識。我跟你講他是有一個固定的律師,都是姓呂的這一個律師代理的,很穩定的,他們會把你玩死?!钡钊撕闷娴氖?,1月31日尚稱不認識呂先三的犯罪嫌疑人李光建,卻在3月22日搖身一變成了“被害人”,改口指證呂先三參與詐騙!顯然,李光建是明知債務及還款情況的,并不存在被騙,其對邵柏春夫婦及呂先三的指證,是受到了辦案人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以關押和追訴相威脅、以不用還債和不承擔責任相引誘才出具的不實指證。
        根據《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關于“采用暴力、威脅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的規定,被害人李光建被當做犯罪嫌疑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到威脅、引誘等非法方法的取證而出具被害人陳述,依法應當予以排除。
       ?。ǘ┥郯卮恨q解以及邵柏春接受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證實,邵柏春先在合肥市公安局遭遇了殘酷的刑訊逼供,后又在看守所的非訊問場所遭到辦案人員刑訊逼供而被迫作出的指證呂先三并自污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被告人邵柏春在2018年1月31日到2018年4月10日之前的多次訊問中,一直沒有指證呂先三,并堅持稱自己并沒有詐騙李光建,李光建對于債務一直是明知且自愿的。但卻在2018年4月10日推翻之前供述,之后又在4月11日和4月17日的兩次“訊問”中,供認呂先三在明知真實債務的情況下并參與制作兩個虛假說明。
        在接受起訴書送達時,邵柏春已明確表示自己遭到刑訊逼供并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手書辯解材料中,邵柏春曾反映自己在2018年4月被合肥市公安局的唐軍警官與汪平超警官帶至看守所非提審區,刑訊逼供,要求其“承認有虛假訴訟行為,并指證呂先三”,“他們一會勸我,一會又打我,還逼著我看他手機里的黃色錄像”。一審宣判后,邵柏春在其上訴狀中也寫到:“2018年1月31日、2018年4月份公安機關提審人員對上訴人采取關燈毆打、強迫觀看黃色錄像等形式進行刑訊逼供,強迫上訴人承認并指控呂先三律師參與犯罪”。
        一審法庭對邵柏春反映自己被刑訊逼供、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問題并未理會。但邵柏春遭受刑訊逼供,卻是無可置疑的!
        1月31日至2月1日的三十多個小時訊問錄音錄像顯示,在這次訊問中,辦案人員錢曉星曾數十次按壓手銬對邵柏春進行刑訊逼供,曾威脅要將犯罪嫌疑人帶到廁所毆打的錢曉星與另三名辦案人員一起還硬拉邵柏春上廁所欲對其進行毆打,因邵柏春激烈反抗才作罷,辦案人員還表示要給邵柏春“找個女人玩玩”。
        邵柏春首次指證呂先三的2018年4月10日訊問筆錄,并無對應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二審辯護人閱卷發現的5個2018年4月10日邵柏春接受“訊問”的錄音錄像片段顯示,邵柏春當日是被合肥市公安局唐軍警官與汪平超警官帶到了一個沒有任何隔離措施、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一個“辦公室”進行“審訊”的。這印證了一審訴訟卷內邵柏春自書的辯解材料所稱被帶到非提訊區刑訊逼供的說法。4月10日的訊問錄像片段還顯示,09:47:15辦案人員電腦中筆錄同在卷的所有筆錄都不一致:這份筆錄中關于辦案人員所問的李光建簽署2個說明的相關問題,邵柏春均如前一樣“沉默不語”,仍未做有罪供述且也未曾指證呂先三。但在11:22:42,邵柏春手中便出現了案卷中第一份認罪并指證呂先三的筆錄,其一邊核對筆錄,一邊還譴責道:“這不是害人太多了嘛這個,這不是在害人嘛這個這個?!?/div>
        4月11日的訊問錄音錄像則顯示,唐軍警官與汪平超警官訊問邵柏春的多個問題,邵柏春或長時間沉默,或者微微點頭,并沒有做出完整的供述,其甚至還多次進行辯解,但并未被辦案人員記錄。相反,筆錄中所記錄的“邵柏春供述”內容卻是錄像中辦案人員的話。
        2018年4月17日邵柏春指證呂先三的訊問筆錄,則沒有任何對應的錄音錄像資料。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第二條規定,“采取毆打、違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變相肉刑的惡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愿作出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第四條規定,“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第五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該刑訊逼供行為影響而作出的與該供述相同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并排除”;第九條規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應當按照法律規定送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訊問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進行。因客觀原因偵查機關在看守所訊問室以外的場所進行訊問的,應當作出合理解釋”?!杜欧且幊獭返诙鶙l規定,“經法庭審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三)偵查機關除緊急情況外沒有在規定的辦案場所訊問,現有證據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 (四)駐看守所檢察人員在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未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或者未對核查過程同步錄音錄像,或者錄音錄像存在選擇性錄制、剪接、刪改等情形,現有證據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 ”
        根據前述規定,邵柏春1月31日至2月1日期間的訊問筆錄及4月10日的訊問筆錄,均屬通過刑訊逼供的非法手段獲得,依法應予排除。邵柏春4月11日、4月17日指證呂先三的訊問筆錄作為4月10日訊問筆錄的重復供述,依法也應該予以排除。
        一審法院不僅沒有排除應予排除的非法證據,反而隱匿關鍵錄音錄像后稱“在卷的訊問筆錄確實部分存在錄音錄像不夠全面或不夠規范之處”, “但據此不能當然認定為非法證據”。辦案人員數十次按壓邵柏春手銬,對其進行折磨,逼取邵柏春供述,以及將邵柏春非法帶到沒有隔離措施“辦公室”審訊,以毆打,逼迫看黃色錄像等方式,對邵柏春進行逼供,顯然不是“不夠規范”的問題,而是赤裸裸的非法取證!
       ?。ㄈ┬炀S琴的訊問筆錄中對呂先三的指證前后反復,與多份書證矛盾,而其當庭也辯稱呂先三未指使作偽證。在卷錄音錄像也證明徐維琴存在被非法取證的合理懷疑
        徐維琴3月20日及4月13日的訊問筆錄中指證呂先三,稱呂先三代理其民間借貸糾紛過程中,在庭上所述與其沒有關系,呂先三要什么材料都找他們要,春城公司的證明就是呂先三要求其去開的。(當然,就這,也談不上呂先三有什么問題。)但此前徐維琴未曾指證呂先三,其后來在一審庭審中也證實并沒有將與李光建之間真實的借貸情況告訴過呂先三,春城公司的證明也是自己開的,還稱偵查機關要求其按照邵柏春的說法來供述,必須指證呂先三。
        呂先三的一審辯護人在一審期間也申請調取徐維琴的全部錄音錄像,但一審法庭卻未向辯護人提供徐維琴指證呂先三的兩次訊問筆錄對應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而只提供了徐維琴2018年3月9日的訊問錄像。就在徐維琴2018年3月9日的訊問錄音錄像中,徐維琴曾與唐軍警官大吵,徐維琴稱:“你拿著梅泉、王仁芳的筆錄讓我照著說?!眰刹槿藛T回答:“是,我是拿梅泉的筆錄給你?!?/div>
        二審辯護人閱卷發現,新增的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的徐維琴訊問錄音錄像中,徐維琴多次表示呂先三沒有問題,但辦案人員以對其取保、對其丈夫取保相引誘,以關押其親屬相威脅,還違規將其帶至外面和邵柏春相見,誘使其認罪和指證呂先三,“把損失降到最小,用最妥善的方式解決”。
        一審判決后,徐維琴在上訴狀中寫到,1月31日晚上停電,“唐軍拽著上訴人頭發向凳子上撞,伴有踢打。上訴人在淮北期間曾向省檢察院匯報過此情況,但對方卻說偵查人員只是在給上訴人梳頭”,“鑒于第一次被偵查人員毆打,上訴人出于恐懼,在后來作出了許多虛假、違背事實真相的供述。偵查人員唐軍甚至當著上訴人照抄親家王仁芳的筆錄,直接讓上訴人簽字”;“工作人員拿著孩子的照片給上訴人看,以家人安全相威脅,逼迫上訴人承認自己有罪,否則就要把家人也抓起來,把上訴人的女婿的工作都搞沒”;“上訴人的多份供述都是直接來源于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錄音錄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上訴人在被訊問時說:‘你拿著梅、王的筆錄讓我照著說?!瘋刹槿藛T回答:‘是,我是拿梅某的筆錄給你?!毙炀S琴在其上訴狀中所寫的這些辦案人員以威脅方式非法取供的情形,已被其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證實!
        徐維琴從未指證呂先三,到其3月20日、4月13日指證呂先三,顯屬辦案人員威脅、誘騙所致,其指證呂先三的供述,依法應予排除。
       ?。ㄋ模┟啡?、徐維艮、王仁芳均是指證呂先三、邵柏春等人后旋即取保,當時被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梅泉、徐維艮、王仁芳對呂先三及邵柏春、徐維琴的指證,不能排除系被辦案人員以關押相威脅,以取保相引誘,脅迫作供的合理懷疑,也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梅泉、徐維艮、王仁芳均是同徐維琴、邵柏春一塊在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接受調查,三人卻不約而同在指證徐維琴、邵柏春、呂先三后取保候審。徐維琴當日的訊問錄音錄像中,唐軍警官就向徐維琴表示,“甚至包括你的親家,駕駛員,也沒什么,還有徐立霞。沒必要害那么多人,真的。你選的方向不對,他們就變成全部指向你,他們就脫不了干系?!薄霸谶x擇坐牢或者做證人的選擇中,大部分已經走向了作證人這條路了”。這也證實三人在面臨關押威脅和取保誘惑下而被迫選擇做了指證徐維琴、邵柏春、呂先三的“證人”。
        尤其是作為本案的第三被告人的梅泉,其訊問筆錄不僅自相矛盾,還與在卷的多份書證矛盾。呂先三的一審辯護人曾申請排除梅泉的訊問筆錄,還申請調取梅泉在偵查階段的全部訊問錄音錄像,但一審法院隱匿錄音錄像,一份也未提供。鑒于邵柏春在此期間被辦案人員刑訊逼供,威脅、引誘,還曾被硬拖上廁所,呂先三也曾在廁所被辦案人員毆打,梅泉的訊問筆錄在此期間筆錄發生重大改變,不能排除辦案人員也是通過暴力、威脅的方式對梅泉逼供所致。
        本辯護人二審閱卷發現,在梅泉2018年2月12日、3月27日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中,辦案人員不停以關押威脅梅泉:“態度再不好,不把事情全部講清楚,看守所過年去”;“你要不配合,事情砸蛋”;“ 惹毛了把你關起來”;“我隨時可以關你”;“不想搞你,之前跟你講的很明白,看你也不容易,知道吧”;“想不通我們呆會一件一件事情搞。實在不行手銬拷上今天就不讓你走,今天講不明白就不讓你走”;“你要講得不好,我立馬給你換地方”;“你不知好歹,我今天要教你怎么做人”;“你要是今天真講不清楚,給你抓到看守所”;“講不清楚就進去”;“問你的這些事情,只要你有一點不如實說,只要你還用這個態度,我們先把你搞起來,把你所有財產查起來,我們再搞他。不是不想搞,這對我們太簡單了”;“不配合好我們,這些問題都解決不掉。離開了我們,你自己沒有可能減輕處罰”……3月27日的訊問錄音錄像顯示,對于所發生之事梅泉完全不清楚,前一句指證呂先三,后一句又表示沒這事,即便在辦案人員的指供、誘供下仍然反反復復,陳述矛盾,被辦案人員認為態度不好并被拿筆戳額頭,還對其罰站!顯然,梅泉的供述,是在遭到辦案人員以關押相威脅,被要求“想清楚”而在辦案人員指供、誘供下被迫簽署的,依法應當予以排除。
        徐維艮系指證呂先三指使其說假話的“證人”之一。其證言稱呂先三教其說假話,但書證卻顯示其在所稱呂“教”之前就已向法院說了“假話”!且徐維艮一開始是被作為犯罪嫌疑人抓到公安機關訊問的,也是1月31日未指證任何人,卻在2月1日指證呂先三和徐維琴后旋即取保,最后竟然不追訴了!其顯然也如唐軍警官所說在坐牢和“做證人”之間選擇了“做證人”。一審時辯護人也申請排除徐維艮的證言并申請調閱徐維艮的訊問錄音錄像,但一審法院一份也未提供。二審辯護人在二審閱卷時看到的徐維艮2018年2月23日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中,辦案人員多次以關押相威脅,稱“今天傳訊你,如果你態度不端正,也可以直接給你變成刑拘”;徐維艮有時記不清時則被呵斥:“不要一問三不知。我跟你講,你今天這態度,我肯定關你知道吧?!庇纱丝梢?,徐維艮證言的改變,也是辦案人員以關押相威脅、以取保、不追訴相引誘所致,依法應當予以排除。
        同梅泉、徐維艮一樣,王仁芳也是在1月31日到案,2月1日指證徐維琴、邵柏春、呂先三等人后就被取保。一審開庭時,辯護人也申請排除其有罪供述,并申請調取審訊王仁芳的全部錄音錄像,一審法院也未提供。二審辯護人在閱卷時也只看到的王仁芳唯一一份2018年2月12日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而在該錄音錄像中,警察曾威脅王仁芳:“今天叫你來,你不把這事情講清楚,你跟竇昌明一樣,準備到里面過年吧。我不嚇唬你”;“我跟你講事情談不好,那就跟竇昌明一樣,竇昌明那天沒談好,不就進去了嗎?他現在關看守所里,你知道吧?談不好你跟他一樣。就在里面過年。不是嚇唬你了”。顯然,王仁芳指證呂先三的供述,也是被辦案人員通過威脅手段獲取的,也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七、在偵查機關對呂先三以涉嫌詐騙罪移送審查起訴時,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批捕,后經合肥市公安局申請復議、復核,仍然維持對呂先三不予批捕決定的檢察機關,在事實和證據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以組織、領導、參與黑社會組織罪、詐騙罪對呂先三提起公訴,以及一審法院判決呂先三有罪,明顯是公安機關和有關領導違法施壓、妨害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妨害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結果
        呂先三律師所涉徐維琴、邵柏春夫婦“套路貸”案件,是被作為安徽省首例“套路貸”案件來“打造”的,是一個在卷證據“劇透”有省領導批示,公檢法一起到上海學習過,并表示要“按上海那一套給他搞到位”的案件。
        在案證據顯示,在合肥市公安局2018年4月13日向合肥市檢察院對呂先三律師提請批捕時,呂先三律師已被關押了28天,審訊了多次;距公安機關1月31日傳喚審訊徐維琴、邵柏春、梅泉、王仁芳、竇昌明、徐維艮、徐立霞、邵莉等人已兩個多月,偵查機關該收集的、與呂先三律師有關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證據,均已收集在卷。但對公安機關就呂先三律師的提請批準逮捕決定,合肥市檢察院經過審查后,仍認為“證據不足”,于4月20日作出了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在合肥市檢察院對呂先三律師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后,合肥市公安局于4月23日向合肥市檢察院提出復議。在《要求復議意見書》中,公安機關除了陳述呂先三律師“虛假訴訟”、“妨害作證”的“犯罪”理由,還以“邵柏春等人涉嫌詐騙案是我市偵辦的首例以虛假訴訟手段實施‘套路貸’詐騙的系列案件,省市領導高度重視該案的辦理,并明確將該案作為我市‘掃黑除惡’第一案偵辦”,合肥市檢察院對呂先三律師作出的不予批準逮捕決定“不僅不能保證偵查、起訴和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更不利于我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工作開展”,對合肥市檢察院施壓。
        合肥市檢察院經過復議,仍維持對呂先三律師的不予批準逮捕決定的情況下,合肥市公安局又于2018年5月2日提請安徽省檢察院復核。在《提請復核意見書》中,合肥市公安局再次抬出“省、市領導”對檢察機關施壓,強調“邵柏春、徐維琴等人實施‘套路貸’詐騙犯罪涉嫌黑惡犯罪案件,省、市領導高度重視,明確將該案作為我市‘掃黑除惡’第一案偵辦”,“在該案將要取得重大突破時,市檢察院對主犯呂先三(律師)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給全市‘掃黑除惡’工作和帶來巨大困難和阻力”,認為“市檢察院不能從案件的整體上評價呂先三的犯罪行為,忽視嫌疑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同時以呂先三零口供,僅有邵柏春指為由,并以起訴或審判的證據標準來決定是否批準逮捕,不僅不能保證偵查、起訴和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更不利于我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工作開展”。
        面對合肥公安的咄咄逼人,安徽省檢察院經過復核,于5月14日作出的《復核決定書》,仍然認定“原不批準逮捕決定并無不當”,決定“維持原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合肥市公安局在致安徽省檢察院的《提請復核意見書》中提到,“打擊‘套路貸’犯罪在我市尚屬首例,我局考慮到法律適用、證據規格等方面的問題,多次與市檢察院公訴、偵監部門會商,并邀請市檢察院、市中院等相關部門負責人赴上海市公安局學習打擊‘套路貸’犯罪的成功經驗,與會人員就邵柏春、呂先三等人涉嫌詐騙犯罪初步達成共識”,“3月16日,我局對呂先三以涉嫌詐騙罪刑事拘留后,多次向市檢察院偵監部門作專題匯報”。
        《提請復核意見書》中的前述內容表明,盡管在公安機關對呂先三律師提請批準逮捕之前,合肥市檢察院相關部門就與公安部門“就邵柏春、呂先三等涉嫌詐騙犯罪初步達成共識”,但在公安機關對呂先三律師提請批準逮捕時,面對公安機關收集的證據,仍然堅持了實事求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作出了不予批準逮捕呂先三的決定。殊為難得!
        從本案在卷證據來看,檢察機關對呂先三律師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及復議、復核決定,無疑都是完全正確的!呂先三的一、二審辯護人為其所作無罪辯護及安徽省律師協會對呂先三律師不構成犯罪的論證意見,都支持了檢察機關對呂先三律師不予批捕的決定及復議、復核決定。
        然而,讓人費解的是,在認定呂先三詐騙犯罪明顯證據不足,合肥市檢察院也曾以“證據不足”決定對呂先三律師不予批準逮捕,合肥市檢察院復議、安徽省檢察院復核,也認為對呂先三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并無不當的情況下,在公安機關對呂先三移送審查起訴時,合肥市檢察院竟然“打自己的臉”,起訴了呂先三律師!
        或許是考慮到,當初以涉嫌詐騙罪對呂先三移送審查批捕時,檢察機關曾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批捕,合肥市公安局在對呂先三移送審查起訴時,來了個“雙保險”:對呂先三律師代理多個同類民間借貸糾紛的概括性民事訴訟代理行為,以詐騙罪和虛假訴訟罪兩個罪名移送審查起訴。
        想不到,在公安機關以涉嫌詐騙罪對呂先三律師提請批準逮捕時,以“證據不足”不予批準逮捕且得到安微省檢察院復核支持的合肥市檢察院,在合肥市公安局以虛假訴訟罪和詐騙罪對呂先三律師移送審查起訴時,不僅“打自己的臉”,還“打上級檢察院的臉”,推翻了該院及安徽省檢察院先前對呂先三涉嫌詐騙犯罪“證據不足”的認定;而且,合肥市檢察院似乎嫌打自己及上級檢察院的臉打得不夠狠,在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兩個罪名中,在選擇當初自己認為“證據不足”的詐騙罪起訴的同時,還在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罪名之外,給呂先三律師增加了一個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罪名!
        合肥市檢察院對呂先三律師代理行為評價的前后反復,顯然與公安部門的持續施壓有關系。
        在安徽省檢察院2018年5月14日作出維持合肥市檢察院對呂先三律師不予批準逮捕決定的復核決定后,安徽省公安廳“打黑隊” 于6月20日向廳領導提交了一份《關于合肥邵柏春、徐維琴等人涉嫌黑惡犯罪案件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該報告明確將呂先三律師認定為“犯罪組織”成員,指其協助提起虛假訴訟,“嚴重影響破壞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和公信力,以及擾亂破壞法律秩序”,并表示專案組將“適時與合肥市檢察院、法院溝通,形成對案件定性共識,形成打擊合力”。曾于2017的11月28日在李光奇上訪反映邵柏春等人違法犯罪的登記表上作出批示,要求組成專案組查辦邵柏春等人的時任安徽省副省長、公安廳長李建中,再次在“廳打黑隊”的報告上批示:“查深挖透,依法打擊”。
        “廳打黑隊”的報告及未必了解案情的省領導的批示,無疑給檢察機關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蛟S正因為如此,曾以“證據不足”對呂先三律師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及復議決定,并得到省檢察院復核決定支持的合肥市檢察院,才出現了推翻檢察機關先前對呂先三律師被移送審查批捕的詐騙罪定性,不僅起訴呂先三律師犯詐騙罪,還在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名罪之外,增加起訴呂先三律師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對于檢察院來說,在三次決定對呂先三律師不予批準逮捕,已讓公安機關認為“給全市‘掃黑除惡’工作和帶來巨大困難和阻力”的情況下,推翻之前對呂先三律師行為的定性,并在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罪名之外,加罪起訴呂先三律師,無疑是在向公安機關示弱,試圖摘掉“給全市‘掃黑除惡’工作和帶來巨大困難和阻力”的大帽子,避免檢察機關領導被公安機關視為“黑惡”執力的“保護傘”。
        呂先三律師在一份對公訴人的控告材料中寫道:“公安辦案人員一開始就對我明確說,這個案件領導批示的必須搞我,不要和我們公安機關講證據,我們是按命令辦案,不能怪我們辦案人”;“檢察機關公訴人不依法履責,同公安一起制造冤案”,“公訴人逼我認罪,說認罪可以保住我的律師證,不認后果自負。同時公訴人說﹙原話﹚:1、你是冤,但我只是端菜的,公安做菜我就得端。2、我認為葛德生構成犯罪,還有徐維艮,但公安不搞我也不搞。我跟你說公安機關想保葛德生太簡單了。3、我公訴到法院如果法院判無罪我就死抗訴,必須定你有罪,這是領導指示。作為檢察機關公訴人應當監督公安機關依法辦案,不能使無罪人受冤,這是底線。而本案檢察機關公訴人不但不監督審核案件材料,卻同公安機關一起推動冤案形成”。
        合肥市檢察院對呂先三律師的起訴,無疑是公安機關及有關領導持續施壓的結果。一審法院判決呂先三有罪,顯然也與公安機關及有關領導的施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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